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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纺织文化
作者:赢尚棋牌网

  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科学技术的发展方面,我们的祖先为人类作出过辉煌的贡献。纺织生产在历史上经历过两次飞跃,第一次是以缫丝、纺纱、织造等手工机器为特点的手工机械化,第二次是以动力机器为特点的大工业化。大约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已完成了第一 次飞跃,并且领先势头一直延续到十八世纪。现在正处于第三次飞跃的前夕,继往开来,温故知新,通过了解我国的纺织史,有助于我们立足今天展望未来。

  “纺”,字从糸从方。“糸”指“丝线”,“方”指“方国”。“糸”与“方”联合起来表示“国家统一收购和分配的纱线”。

  “织”字繁体从糸从戠。“戠”本指军阵的操演,引申指类似团体操表现的图案。“糸”和“戠”联合起来表示“在纺布过程中加入彩色丝线构成图案”。

  纺织的起源: 中国古代的纺织与印染技术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古人为了适应气候的变化,已懂得就地取材,利用自然资源作为纺织和印染的原料,以及制造简单的纺织工具。

  我国的纺织业最早可追溯到战国时期,到汉唐时期是我国纺织品生产的极盛时期之一。从丝绸之路出土了大量实物。汉代织物出土以甘肃武威和新疆民丰为主,品种繁多,棉、毛、丝、麻俱全,织物的纹样题材丰富。当时民间织物,大量是麻葛。大宗的丝绸在官府手工业作坊生产。除官营织造外,也有少数高级手工业者织造丝织品销售。唐代织物出土以甘肃敦煌、新疆吐鲁番、巴楚三处为主,其中的晕裥锦,联珠纹锦、蜡缬、绞缬、夹缬等极其精美。在伊朗(古代安息国)、意大利(古罗马帝国)以及地中海沿岸其他一些国家也发现不少我国汉、唐时期的丝绸。杭州丝绸业始于唐代。根据《杭州府志》记载,可以推测当时的丝绸业就已经相当发达。以后,宋、元、明、清各代,杭州的丝绸业就与苏州和南京齐名。

  丝绸之路: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促成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交通线——丝绸之路,从长安经河西走廊,再分为南北两道,南道是出阳关(今甘肃敦煌西南)西行,经鄯善(今罗布淖尔附近),沿昆仑山的北麓,经过于阗(今和田)、莎东、蒲犁(今塔什库尔干),逾葱岭,至大月氏,再西行到安息和地中海的大秦(今罗马共和国),或由大月氏向南入身毒(印度);北道是自玉门关(今敦煌西北)西行,经车师前国(今吐鲁番附近),沿天山南麓西行,经焉耆、疏勒,逾葱岭,至大宛。再往南北方向到康居、奄蔡;向西南方向到大月氏、安息。这条横贯欧亚的大路交通线上运输最多的商品是丝绸,因此被称为“丝路”或“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最远到印度半岛南端。中国的丝绸之路有3条:2条陆路,1条水路。

  宋代织锦,以写生花鸟纹样题材为特色。具有雅静的风格,其组织结构较之汉唐也有改进。后世称之为宋锦,并加以仿效,作书画装帧及服饰等用。宋代的纺织丝绸图案色彩始于唐的织金丝绸又有了新的发展,织入金线之锦的品种更多,如红捻金锦等。宋代的纺织工艺品缂丝达到较高水平。松江朱克柔织的锦丝条幅”塘乳鸭图”等,闻名于世。南宋时浙江的宁波已成为与日本、朝鲜等亚洲各国进行贸易的主要港口,大量的丝织品也由此输出。元代织物以加金艺术为其体表现,“纳石失”(织金锦)是典型代表,其技术已相当发达。

  黄道婆:出生于宋末元初, 是我国元代著名的女纺织革新家。两宋时期棉花种植的情况: 北宋时,棉花在两广和福建普遍种植起来;到南宋后期,植棉范围扩展到长江流域。元朝时,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植棉技术传到北方,到元朝中后期,棉花已在全国范围内广泛种植。植棉区的扩大,为棉纺织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元朝棉纺织业发达,松江成为棉纺织业的中心,那里有1000多户人家从事棉布生产。当地有一位农家妇女对棉纺织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她就是黄道婆。黄道婆出生于松江乌泥泾一个贫苦农民家里,很小就被卖给人家当童养媳,经常受公婆和丈夫打骂。她忍无可忍,毅然逃走,躲入停泊在黄埔江边的一只海船上,随船流落到海南岛。那里的黎族人民精于棉纺织技术,黄道婆在黎族姐妹的热情帮助下,很快就掌握了棉纺织技术,成业个技艺精湛的纺织能手。30多年后,黄道婆回到故乡,她一面耐心地向乡亲们传授技术,又在吸取黎族人民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汉族人民传统的棉纺织技术,创造出一整套“擀、弹、纺、织”的生产工具,因而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黄道婆的这项发明,比欧洲的“珍妮机”早了500年。珍妮纺纱机 ——是1765年, 纺纱工人詹姆斯哈格里夫斯发明的纺纱机,是以他女儿的名字命名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时间:1830年 地点:英国

  到了明代,织造技术已相当高明。官营纺织生产和民间纺织生产都有很大发展。江南三织造-----南京、苏州、和杭州的织造局(或称织造府),生产的织物供皇室和政府使用,因豪奢华丽而耗料费劲,不计成本。这一方面极大地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一方面也刺激了纺织物品种的发展。后世称之为云锦的南京织锦,到此时已经形成了其基本风格。明代纹样图案的风格及其造型在中国图案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出现了几何形和自然形的纹样,以及接近自然形的装饰性纹样,形成了我国古典图案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不过于拘束在自然形体的结构上,而是集组了许多花卉的优点,富于艺术想象。明代纺织品中较有代表性的品种有妆花、改机、漳缎、云布、丝布等。明代纺织丝绸的海外贸易,主要是对南洋各国和日本等地。

  清代的丝织工艺在设计和织造方面,大都紧密配合了服饰的要求,丝织图案己逐渐趋向于写生。织造者往往大胆而新颖地在短袄上只安排一丛花,或者一株牡丹,从衣服下襟一直伸展到袖子上,使气势显得十分自由豪放,人们还可以在伦敦博物院里看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英国绅士的时髦上装,正是中国的杭绸衬衫和江南紫花布裤子。清代官营织造的纺织品,以康熙、雍正、乾隆时期较为出色。其中的仿古织物工细胜于前期,一些织物的艺术花卉纹样吸收了欧洲罗可可和日本倭式小卷草等国外风格的长处。清代中后期,官营织造日趋衰退,民间织品仍然不但发展,还出现很多具有地方特色的优秀品种。

  洋务运动:“洋务”指涉及外洋的一切事物,它包括军事、民用工业的创办、训练新军、派遣留学生等,后有扩展到修路、开矿、办厂等。

  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在前期,洋务派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等一批近代军事工业。洋务运动后期,洋务派在创办军事工业的同时,又创办了一批民用工业。主要有上海轮船招商局、汉洋铁厂、湖北织布局等。

  第二次鸦 片战争以后,洋务派为适应中外交涉和开展洋务运动的需要,开始兴办新式学堂。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堂。它以培养外语翻译和外交人才为宗旨。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洋务派在各地相继开办了一些科技学堂和军事学堂。新式学堂培养了一批近代外交、军事和科技人才。

  中国古代纺织技术的发展,可以分为原始手工纺织时期和手工机器纺织时期两个基本阶段。在原始手工纺织时期,人们利用纺坠纺纱,原始腰机织布,这种生产形态,不但可以由出土文物所证实,在现代某些少数民族地区还能找到一些残留。在手工机器纺织时期,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竹笼机、大花楼机、多锭大纺车等都可代表当时世界纺织生产的最高水平。

  随着社会生产的日益发展,新颖的织造技术层出不穷,各式各样的织造机具应运而生。纺专是最早的纺纱工具。秦汉时期,手摇缫丝车逐步普及。四川成都双流中心乡一带农民至今使用的丁桥织机,是一种多综多蹑机。这种织机使用的综片可多达七十余,可以织制幅宽五十厘米的提花织物。广西生产壮锦的手工织机----竹笼机,据传较早见于兴城和靖西一带。由于其开口提花机构形成竹编的猪笼,故又称猪笼机。运用于织制平纹地提花织物。

  纺轮是最早的纺纱工具,大约出现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据考古报告说,在全国三十个省市较早的规模较大的居民遗址中,几乎都有纺轮出土,纺轮使用时需加一根插杆,合称纺坠。纺坠是利用其本身自重和连续旋转而工作的。

  我国有编纂类书的优良传统,往往扼要摘引迄编书时为止的重要文献。同样保存了一些已失著作中的有关纺织技术的主要内容。也比较详尽地记录了纺织品,能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纺织技术水平。

  现存最早的有关纺织技术的记载见于《周礼.考工记》,其中详细记载了古代纺织品丝、麻的练染工艺。此后,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记载了许多有关纺织原料的生产技术,特别是蚕桑技术。《农桑辑要》是元朝司农司所撰,全书七卷,其中卷三、卷四专论栽桑、养蚕。在缫丝篇中指出:“生蚕缫为上,如人手不及,杀过茧,慢慢缫。杀茧法有三:一日晒;二盐邑;三蒸,蒸最好。”等等,这是对劳动经验的科学总结。明朝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是全面论述明末以前农副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百科全书”式的巨著。这本书曾先后被译成日文、法文和英文,流传国外。该书“熟练”一节中就论述了用猪胰(生物酶)脱胶的方法:“凡帛织就,犹是生丝,煮练方熟”。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书的“蚕事图谱”中有缫车图说,“桑事图谱”中有丝织准备和提花机及绢纺图说。《豳风广义》是一部以蚕桑丝 为中心内容的农副业生产技术书。作者是清代杰出的农学家杨山山。该书从种桑,养蚕到缫丝,织壬(原文该字有绞丝旁)都做了透彻的阐述,注重实用,是一部难得的适用于北方的农林副业专著——于农业紧密联系是中国古代纺织的一个特点。

  中国最早的纺织期刊是清末留日学生办的《染织研究会志》。国内出版最早的是《华赏纱厂联合会季刊》,创刊于一九一九年。随后,各种纺织染及纺织品市场专业期刊应运而生。如:近代纺织期刊中出版发行较早的期刊《纺织周刊》。它作为一个纺织经济和纺织技术并重的综合刊物,着重讨论纺织世界的重大问题,报导纺织界的动态、消息并增辟生活栏,深为纺织界读者所喜闻乐读。影响之广,为中国近代纺织期刊之雄。

  :纺织伴随着人类文明诞生与发展。纺织品不是一种简单的产品,它满足着人们物质和精神的双重需要,体现了世界不同文化的特征和人们对文化的追求。它的存在形式,发展和变化又与人类其他文化现象相联系,同处于一个文化大系统中从而表现为既是人类文化的产物,又是其表征。

  纺织是一种服务于人类穿着的手工行业,纺纱织布,制作衣服,遮丑饰美,御寒避风,防虫护体,大约便是纺织起源发展的重要动机。古史传说中国先民是从“不织不衣”①、“而衣皮苇”②,然后演变到“妇织而衣”③。这种传说是与穿着文化的发展规律相吻的。

  据考古资料,中国纺织生产习俗,大约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已见萌芽,距今约 2 万年左右的北京山顶洞人已学会利用骨针来缝制苇、皮衣服。这种原始的缝纫术虽不是严格的纺织,但却可以说是原始纺织的发轫。而真正纺织技术和习俗的诞生流行当在新石器文化时期。

  《易?系辞》:“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所谓衣裳,便是指用麻丝织成布帛而缝制的衣服。这则记述反映的正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纺织业诞生,麻、丝衣服开始出现并流行的真实情况。甘肃秦安大地湾下层文化出土的陶纺轮,表明原始的纺织业在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便已出现,距今已有 8000 年左右的历史。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原始纺织业开始呈现欣欣向荣、日新月异的大发展趋势。全国各地文化遗址普遍可见到与纺织有关的遗物,其中,最为重要者有下列诸例:

  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距今年代近 7000 年。曾在出土的牙雕盅上发现刻划蚕纹四条,并发现苘麻的双股线痕迹和出土了木质纺车和纺机零部件。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距今约 6000 年。发现迄今最早的葛纤维纺织品,实物是用简单纱罗组织制作,经线以双股纱线合成的罗地葛布。

  1926 年,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经人工割裂过的“丝似的、半个茧壳”,这是迄今最早的蚕茧实物,距今约 5000 多年。

  河南郑州青台遗址,距今约 5500 年。发现了粘附在红陶片、头盖骨上的苎麻、布纹和丝帛残片,同出十多枚红陶纺轮。其中丝帛残片是迄今最早的丝织品实物。

  河北正定南杨庄仰韶文化遗址,距今 5400 年,1980 年出土两件陶塑蚕蛹,这则是迄今最早的陶塑蚕蛹。

  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距今 4700 年。除发现多块麻纺织技术较草鞋山葛布先进的苎麻布残片外,还发现了丝带、丝绳和丝帛残片。从丝织品编织的密度、拈向、拈度情况看,钱山漾的缫丝、合股、加拈等丝织技术已具有相当的水平。

  以上实例情况说明,麻织和丝织的技术与习俗,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地区均已获得迅速的发展和流行。尤其是草鞋山罗地葛布的发现,证实了传说的“五帝”时代即新石器时代的确存在“夏日衣葛”的习俗。

  《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帛即丝织品,万国持有丝织品,其语虽未免有些夸大,但却反映了禹时及夏朝的丝织习俗的盛行。《帝王世纪》:“未喜(妹喜)好闻裂缯之声而笑,桀为发缯裂之,以顺适其意”,夏桀王为讨好妹喜而撕裂的缯,便是指丝织品之一种。《管子?轻重甲》:“昔者桀之时,女乐三千人……无不服文绣衣裳者。”这种“文绣衣裳”,自然非丝织品而莫属,以此足见夏代丝织业之发达和丝织习俗之流行。有关夏代的纺织情况,在考古发掘中也有所表露:

  1960 年,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一件铜铃上,粘附有一层纺织物痕迹,经发掘者观察认为是麻布痕迹。

  1980 年,二里头遗址Ⅲ区发掘的二号墓中的一件玉圭,在刃部和顶端都粘附有麻布残迹。

  1981 年,二里头遗址墓葬出土的兽面铜牌和一件铜铃上,也都发现麻布痕迹。

  以上考古发现表明,夏代除了流行如文献传说的丝织业外,在社会的中、下层,恐怕主要是流行麻葛类纺织习俗。

  商代的丝织,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记录中,已有充分的反映。甲骨文已见桑、蚕、丝等字,桑字如桑树的象形,商代已种植桑树,这是没有疑问的。种桑是为了养蚕,蚕字也是蚕虫的肖形。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曾发现过半个蚕茧,浙江河姆渡牙雕盅上也见蚕的刻划图形,郑州青台、浙江钱山漾发现的丝织品,均说明新石器时代的养蚕习俗存在当确凿无疑,养蚕习俗至商朝更加盛行,这是合乎常规的继承发展,说商代养蚕业十分发达,这也应毫无疑问,殷墟考古发现的玉蚕即是一有力的佐证。养蚕是为了抽取蚕丝,抽取蚕丝后便可以进行丝织,甲骨文的丝字,是两束缠绕好的抽丝象形。桑、蚕、丝是丝织的前提,种桑、养蚕、抽丝技术的发生与发达,使商朝的丝织业也取得了空前发达的成就。《说苑?反质篇》说:殷纣王“锦绣被堂……非惟锦绣、絺、紵之用邪!”《帝王世纪》也说:殷纣王时“妇女衣绫纨者三百余人”,此两则记述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商代丝织的发达情形,考古发掘也证实了商朝的丝织已达到品类繁多、精益求精的阶段。如河北藁城台西遗址发现的粘附于青铜器上的丝织物,就包含有平纹纨、皱纹縠、绞经罗、菱纹绮等等;殷墟妇好摹铜器上粘附的丝织品有纱纨(绢)、朱砂染色帛、双经、纬缣、回纹绮等;武官大墓三件铜戈上也发现绢帛痕迹,殷墟其它地点的墓葬也经常发现有丝绳、丝带和覆盖尸体的丝帛片等,在传世的商代铜器上,也见发现花绮的报道。

  商代的麻织,由于更具有广泛性、大众性,故其发达情况亦丝毫不逊于丝织。浙江河姆渡遗址发现的苘麻痕迹和纺车等,说明麻织业在中国渊源甚早。商代麻织品的发现,已见于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和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等,这些发现共同表明,商代麻织的技术水平已达到一定的高度。

  商代的毛织,目前主要见于新疆哈密五堡遗址,该遗址出土的毛织品,有平、斜两种组织,并用色线编织成彩色条纹的罽,表明毛织技术已具一定水平,遗址年代在公元前 13 至 14 世纪,距今约 3200 年左右,相当于商代晚期。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也曾在麻织品的夹杂中发现一根羊毛,经鉴定属山羊绒。这些发现表明,中国毛织的技术与习俗,至少在商代便已出现。

  福建崇安武夷山船棺葬中曾出土有青灰色棉布,经鉴定是联核木棉。武夷山船棺葬的年代与前述新疆哈密五堡大略相同,故木棉纺织的技术与习俗据此而知,大约在商代晚期亦已发生。

  西周时期的纺织,基本继承了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丝、麻、葛织等传统,并继承了商代的毛织习俗。考古发掘所见的西周纺织资料,主要有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出土的丝织山形纹绮残片,青海都兰出土的用绵羊毛、牦牛毛制成的毛布、毛带、毛绳、毛线等毛织品。文献记载中则有不少丝织、麻织、葛织的流露。《诗?大雅?瞻印》:“妇无公事,休其蚕织”、《诗?豳风?七月》:“蚕月条桑……猗彼女桑”、“七月鸣鵙,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扬,为公子裳”,《诗?郑风?出其东门》:“缟衣綦巾,聊乐我员”,《陈风?东门之扮》:“谷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绩其麻,市也婆娑”,以上是有关桑、蚕、丝织、麻织和丝麻衣服成品的记述,至于葛织情况,《诗?魏风?葛屦》、《小雅?大东》均有“纠纠葛屦,可以履霜”的诗句,从句意看,此时期的葛织已不是“夏则衣葛”①或“夏日衣葛絺”②的情景,而是局限于制作葛鞋上了。《孟子藤文公上》说:“许子衣褐”,褐即是毛织的衣服,《诗经》中也见到“无衣无褐”之语,结合出土材料可知,西周时期显然是流行毛织生产习俗的。

  纯纺织物——指经纬用同种纤维纯纺纱线织成的织物,此种织物的性能主要体现了纤维的特点。如纯棉织物的经纬纱都是棉纱(线,粘胶纤维织物的经纬纱都是粘胶纤维纱线。:混纺织物——指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品种的纤维混纺的纱线织成的织物,如棉麻混纺、涤棉混纺、毛涤等等,它们的最大特征是在纺纱过程中将纤维混合在一起(一般在纺纱的前道“开清棉工序”中混合纤维)。

  交织织物——指经纬向使用不同纤维的纱线或长丝织成的织物,比如经向用锦纶长丝、纬向用粘胶的锦粘交织面料经向用真丝纬向用毛纱的丝毛交织物等。

  (B)按组成机织物的纤维长度和细度分为棉型织物、中长织物、毛型织物与长丝类织物。

  棉型织物——棉纤维的长度在30毫米左右,在这个长度的纤维构成的纱线为棉型纱线(为了与棉纤维混纺,化纤要切成这个长度——棉型化纤),用这种纱线构成的织物为棉型织物

  毛型织物——羊毛的长度大概在75毫米左右(不同品种相差比较大),在这个长度的纤维构成的纱线为毛型纱线(为了与毛纤维混纺,化纤要切成这个长度——毛型化纤),用这种纱线构成的织物为毛型织物。

  中长型织物——介于棉型与毛型长度之间的纤维,称做中长纤维,构成的纱线叫做中长纤维纱线,用这种纱线构成的织物为中长型织物。

  (C)按组成机织物的组织结构分为平纹、斜纹、缎纹与其它组织。织物组织概念前面已经谈及过,这里不在赘述。

  b、经编针织物是采用一组或几组平行排列的纱线,于经向喂入针织机的所有工作针上,同时进行成圈而成。针织物主要分为两类:纬编针织物和经编针织物两大类。纬编针织物用于毛衫和袜子等,经编针织物常用做内衣面料,手工编制也是纬编的编制方法。纬编中,纱线是从机器的一边到另一边做横向往复运动(或圆周运动),配合织针运动就可以形成新的针织线圈。纬编针织物纱线走的是横向,织物的形成是通过织针在横列方向上编织出一横列一横列的上下彼此联结的线圈横列所形成的。一横列的所有线圈都是由一根纱线编织而成的。纬编针织物可以在横机或圆机上完成。经编是在经向上的一组经纱做纵向运动,配合织针运动形成新的针织线圈。经编针织物和生产它们的经编机,与纬编织物和生产纬编织物的纬编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纱线在经编织物中是经向编织的,就象机织物的经纱一样,由经轴供纱,经轴上卷绕有大量平行排列的纱线,与机织中的经轴类似。纱线在经编织物中的走向是经向的。在一个横列中形成一个竖直的线圈,然后斜向移动到另一纵行,在下一个横列中形成另一个线圈。纱线在织物中沿长度方向从一边到另一边呈“之”字形前进,一个横列中每一个线圈都是有不同的纱线编制而成的。针织品中当以纬编针织物所占比重最大。纬编针织物主要有基本纬编针织物(平针织物又称纬平、罗纹织物、双反面针织物)、特殊纬编针织物(双罗纹针织物、双面针织物、长毛绒、针织毛圈、针织天鹅绒等等)经编针织物主要有经平、经绒与经平绒之分

  3.、非织造布:将松散的纤维经粘合或缝合而成。目前主要采用粘合和穿刺两种方法。用这种加工方法可大大地简化工艺过程,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具有广阔的发展前途。

  2.按构成织物的纱线.、纯纺织物:构成织物的原料都采用同一种纤维,有棉织物、毛织物、丝织物、涤纶织物等。

  2.、混纺织物:构成织物的原料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种类的纤维,经混纺而成纱线所制成,有涤粘、涤腈、涤棉等混纺织物。

  3.、混并织物:构成织物的原料采用由两种纤维的单纱,经并合而成股线所制成,有低弹涤纶长丝和中长混并,也有涤纶短纤和低弹涤纶长丝混并而成股线.、交织织物:构成织物的两个方向系统的原料分别采用不同纤维纱线,有蚕丝人造丝交织的古香缎,尼龙和人造棉交织的尼富纺等。

  2.、色织物:将漂染后的原料或花式线经过加工而成织物,丝织是又称熟货织物。

  1.、粘合布:由两块互相背靠背的布料经粘合而成。粘合的布料有机织物、针织物、非织造布、乙烯基塑料膜等,还可将它们进行不同的组合。

  2.、植绒加工布:在布料上布满短而密的纤维绒毛,具有丝绒风格,可作衣料和装饰料。

  3.泡沫塑料层压织物:是将泡沫塑料粘附在作底布的机织物或针织物上,大多用作防寒衣料。

  4.、涂层织物:在机织物或针织物的底布上涂以聚氯乙烯(PVC)、氯丁橡胶等而成,具有优越的防水功能。

  这首南朝乐府民歌,写思妇对客居异地的丈夫的怀念,也委婉地反映了思妇的辛苦与怨恨。这位思妇,显然也是个丝妇,她辛辛苦苦地养蚕缫丝,结果“田蚕事已毕”,而她却所获甚微,“犹苦身”。是谁掠夺了其劳动果实,诗中虽未明言直说,但我们不难想象得出这掠夺者当是彼时彼地的豪富。思妇的劳动果实大都被剥夺了,她只得自己服用粗疏的葛布,而将稍为细密的葛布寄给客居异乡的丈夫:“当暑理絺服,持寄与行人”。

  全诗语言凝练,委婉含蓄,运用双关语也自然贴切,较能体现出南朝乐府民歌的艺术特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诗中已有唐代诗人杜荀鹤“年年道我蚕辛苦,底事浑身着苎麻”(《蚕妇》)与宋代诗人张俞“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蚕妇》)的怨恨不平,只是不似后者那般直率罢了。

  这首南朝乐府民歌,以一位卖布女的自我表白委婉曲折地抒写了此女对前来买布的情人深挚爱情。前两句叙事,是卖布女自述她登店卖布,其情人前来买布,为下文抒情张本。“郎”,在南朝乐府民歌中多用于女子称自己的情人,如“郎为傍人取,负依非一事”(《子夜歌》四十二首之十五),“郎见欲采我,我心欲怀莲”(《子夜四时歌·夏歌》),此歌亦然。歌中叙事,以此女的“登店”与“郎来”并提,以“卖”与“买”对举,以“三葛”与“丈余”相照应,令人一目了然。

  后两句抒情,语意双关,委婉曲折。从字面上看,这两句似乎是于反诘的语气中承前叙事,写卖布女不因葛布的粗疏而断绝之,而让其情人将“合匹”的葛布带走。其实,这是抒情,是卖布女向情人委婉地表明自己的心迹:“虽说你的性格有些粗枝大叶,犹如这葛布较为粗疏,可我却不想跟你割断关系,如同不割断葛布,让你整匹带走一般。”言在此而意在彼,耐人咀嚼。

  读这首乐府民歌,我们从“登店”可知,南朝的布店有较高的柜台;从“三葛”获悉,南朝织布仍以葛藤为原料;从此诗中也可窥见彼时彼地的女子向情人表达情愫的别具一格的方式,获得“委曲”这一诗美的享受。

  后两句未承前具体描绘采桑男女相悦的场面,而将笔锋一转,写采桑女向沉湎于欢乐之中的情郎发话,以委婉的语言提醒他不要光顾了相悦而耽误了采桑的正事。这两句用墨经济,与前两句之间,情节发展跳跃大,“语不接而意接”。

  这首诗在艺术上颇具特色。全诗将一对青年男女的劳动与爱情生活结合起来描写,构思巧妙。诗中虽未点明人物,却“此中有人,呼之欲出”。诗语清新活泼,字里行间渗透了浓郁的生活气息。读此诗,我们不仅能获得艺术美的享受,而且可以形象地领略彼时彼地的风土人情。

  桂布白似雪,吴绵软于云。布重绵且厚,为裘有余温。朝拥坐至暮,夜覆眠达晨。谁知严冬月,支体暖如春。中夕忽有念,抚裘起逡巡:

  这首诗,大约作于元和初年。全诗围绕新制布裘来布局谋篇。前八句,从新制布裘着墨,反映诗人优裕的生活,为下文表现其愿望张本。后八句从新制布裘生开去,抒写诗人的感慨,表达其“推身利以利人”的愿望,与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代可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脉相承。白居易另一首诗《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也表达了相似的情怀:“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了解白居易的思想也可知我国的一些地方在中唐时已种植棉花,并用棉花织布制衣了。诗中“桂布”四句主要写新制布裘用料考究:一是洁白似雪的桂布,一是柔软如云的吴绵,且布重绵厚,取喻新颖贴切。“朝拥”四句承接“为裘有余温”具体描叙新制布裘保暖性能好:在数九寒天,诗人白天拥着它,夜里盖在身上,浑身温暖如春。早在一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能以勤劳的双手裁制出如此用料考究、保暖性能好的布裘,不能不令人赞叹不已。

  拣丝练线红蓝染。染为红线红于蓝,织作披香殿上毯。披香殿广十丈余,红线织成可殿铺。彩丝茸茸香拂拂,练软花虚不胜物。美人踏上歌舞来,

  蜀都褥薄锦花冷;不如此毯温且柔,年年十月来宣州。宣州太守加样织,自谓为臣能竭力。百夫同担进宫中,

  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元和四年(809),白居易在任左拾遗时创作了组诗《新乐府》。这组诗共有50首,《红线毯》是其中的第二十九首。这首诗通过宣州太守令织工“加样织”红线毯进贡皇宫这一典型事例,揭露当时的地方官吏劳民伤财来诌媚皇帝的丑恶嘴脸,并“忧蚕桑之费了”(原题下小序)。

  白居易的新乐府在结构上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共志”,即诗的开篇点题,结尾揭示诗的主题;而中间部分则往往承接开篇加以铺叙。》《红线毯》便充分体现了此特点。首句“红线毯”,是名副其实的“标其目”。自“择茧”句至“线厚丝多卷不得”,围绕织造红线毯加以铺叙。首先叙写织造红线毯的主要工序:精选好茧,用清水煮后抽丝,再选好丝练成线,以红蓝花来染,染得比真花还红,再按照既定的规格织就。接着,采用白描与衬托的笔法,着重描写红线毯质地松软、有弹性,色彩鲜艳赛红花,突出其“温且柔”的特点。以上也间接地反映出织造红线毯费丝之多。最后,点明宣州太实劳民佃财,令织工“加样织”红线毯是为了进贡宫中,并点明织造这种红线毯极为费丝:“线厚丝多卷不得”。诗的结尾,显其志,揭示“忧蚕桑之费”的主题:“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

  这首诗不仅描写了红线毯的精美绝伦。“忧蚕桑之费也”,而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丝织品达到惊人的水平。

  应似天台山上明月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织者何人衣者谁?越溪寒女汉宫姬。去年中使宣口敕,天上取样人间织。

  广裁衫袖长制裙,金斗熨波刀剪纹。异彩奇文相隐映,转侧看花花不定。昭阳舞人恩正深,春衣一对直千金;

  缭绫织成费功绩,莫比寻常缯与帛。丝细缲多女手疼,扎扎千声不盈尺。昭阳殿里歌舞人,若见织时应也惜!《缭绫》是白居易《新乐府》中的第三十一首,诗题下原夺小序:“念女工之劳也”。其诗旨也就在于此。

  这首诗在艺术上颇具特色。全诗以缭绫为题材,着力描绘缭绫的精美奇绝,从而,突现织造缭绫费工惊人,达到“念女工之劳”的目的。诗中运用联想、比喻等手法,多角度多侧面地摹写缭绫的精美奇绝:它出自“越溪寒女”之手,不同于罗、绡、纨、绮这些丝织品,其形状,犹如明月映照下的天台山前悬泻的瀑布;其花纹,宛若白云飘荡,秋雁飞翔;其色彩,由“地铺白烟花簇雪”染得像江南春水那般碧绿;染成织就,制为舞衣服,其奇纹与异彩交相辉映,无论是正看、反看,花光都闪烁不定。缭绫如此精精美奇绝,“越溪寒女”织就它所耗费的劳动也就尽在不言之中了。

  “越溪寒女”为织就缭绫付出了惊人的劳动:“丝细缲多女手疼,扎扎千声不盈尺”,而她衣单身寒,却不能用缭绫为自己御寒。因为“寒女”是听“中使宣口敕”,为包括“昭阳舞人”在内的“汉宫姬”而“琦上以样人间织”的。可是,“昭阳舞人”却把用缭绫制成的价值千金的舞衣乍得一文不值:“汗沾粉污不再着,曳土踏泥无惜心”。这里,对比鲜明,也就更有力地表现了诗的主题:“念女工之劳”,揭露封建统治者奢侈淫逸的生活是建筑在老百姓的血汗之上的。

  这首诗的价值是多方面的。从文学的角度来欣赏此诗,我们可获得艺术美的享受;从社会学的角度来阅读此诗,我们则可知当时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对立的关系;从纺织史这一方面来看此诗,我们又可见彼时彼地的纺织品已达到相当惊人的水平。正是历代像白居易笔下的“越溪寒女”这般勤劳、聪颖、手巧的劳动人民创造了中国纺织发展史。

  一、范成大的《缫丝行》小麦青青大麦黄,原头日出天色凉。妇姑相呼有忙事,舍后煮茧门前香。

  上录《缫丝行》是范成大一首形象反映现实的佳作。这首歌行体的诗作真切地反映了从事家庭丝纺织的农村妇女的劳动生活,并巧妙地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对她们的剥削。诗中绘声绘色地摹写了妇姑夏日缫丝的情景。首句间接交代时令正值夏日;次句以“日出”点明具体时间为早晨;中间4句则是写人和事:人有媳妇和婆婆,事是缫丝。这里,诗人以人的多种感受反映妇姑缫丝情景:“舍后”句,诉诸嗅觉,写煮茧,突出其香,与苏轼的词句“谁家煮茧一村香”(《浣溪沙》“麻叶层层苘叶光”)笔法相似;“缫车”句,诉诸听觉,写抽丝,以风声比喻缫车在抽丝时所发出的“嘈嘈”之音,突出缫车抽丝速度之快,紧扣一个“忙”字;“茧厚”句,诉诸视觉,以“厚”、“长”、“无断缕”形容缫丝的量多质佳。这样,也就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妇姑由煮茧至抽茧丝的全过程,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这首诗的妙处不仅在于传神地描绘了妇姑缫丝的情景,还在于以此来衬托“今年那暇织绢着,明日西门卖丝去”,将反映农村织妇的辛勤劳动与揭示封建剥削结合起来。“今年”两句是说,缫丝的妇姑在往年还有余丝织成绢,留作己用,可“今年”却不得暇织,急着将丝全都卖出去。其潜台词是:赋税加重,官府催租急,妇姑不得不缫丝卖丝。这两句与上文互相映衬,增强了诗的艺术感染力。

  值得一提的是,从“今年那暇织绢着”这句诗中,我们也可推知诗中主人公“妇姑”在赋税尚未加重的往年,还是能织绢自着的。这也就是说,南宋时,从事家庭纺织的农村妇女有时也能留点丝织品自用。

  总而言之,这首诗生动地摹写了妇姑缫丝的情景,并曲笔揭露了当时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社会现实,可谓一首精妙的纺织诗,一支深刻的刺时歌。

  南宋统治者不理朝政,不顾社稷,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而劳动人民则被繁重的赋税逼迫,生活拮据,难以为继。《织妇叹》这首诗便从一个侧面真切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春蚕”两句,写织妇养蚕“剥茧”抽丝织绢,以“夏”与“春”字对举,以“重”与“复”字相照应,突出织妇之勤。

  “绢未”两句,写织妇的心理活动:在绢未下机时便思量着缴纳给官府,在丝未下车时便考虑以此去赎回当掉的东西,突出织妇之贫,曲笔反映官府催税之早之急。

  “一春”四句,进一步反映织妇贫困的生活。织妇一春一夏忙于养蚕织绢,到头来却自着布衣裳,可“今年无麻” 织布,只怕连布衣也穿不上了。“有布得著犹自可,今年无麻愁杀我!”这深沉的诗句抒发了织妇心中的愁情,表明织妇的生活每况愈下,与唐代诗人于濆的诗句“窗下抛梭女,手织身无衣”(《辛苦吟》)一脉相承。

  这首诗以第一人称来写,紧紧围绕织妇的勤与贫着墨,层层递进,对比鲜明,语言质朴自然,颇能体现戴复古指责朝政国事、反映民生疾苦一类诗作的特点。

  这首诗描绘江南一带的平民种植棉花,弹花纺纱织布的劳动生活,真切生动,颇有韵致。诗中“车转”两句摹写弹花纺纱的情景尤为出色。

  “车转轻雷秋纺雪”,写纺纱的情景,以“轻雷”比喻纺车纺纱时发出的声响,以“雪”比喻所纺木棉花的洁白,贴切生动。其间,状声与绘色,分别著一“转”与“纺”字,极具动态美。

  “弓弯半月夜弹云”,写弹花的情景,以“半月”比喻“弓弯”,描绘弹弓的形状,形象逼真,信手拈来,“天然去雕饰”,继之以“夜弹云”,则更觉想象奇特,造语新妙,整个弹花的画面也就动了、活了。

  从此诗中可见,我国江南一带至少在南宋末年就已种植棉花,弹花纺纱织布了,纺织工具也已发展为纺车、弹弓了。

  两张机,月明人静漏声稀,千丝万缕相萦系。 织成一段,回文锦字,将去寄呈伊。

  三张机,中心有朵耍花儿,娇红嫩绿春明媚。 君须早折,一枝浓艳,莫待过芳菲。

  四张机,鸳鸯织就欲双飞,可怜未老头先白。春波碧草,晓寒深处,相对浴红衣。

  五张机,芳心密与巧心期,合欢树上枝连理。 双头花下,两同心处,一对化生儿。

  六张机,雕花铺锦半离披,兰房别有留春计。 炉添小篆,日长一线,相对绣工迟。

  七张机,春蚕吐尽一生丝,莫教容易裁罗绮。 无端翦破,仙鸾彩凤,分作两般衣。

  八张机,纤纤玉手住无时,蜀江濯尽春波媚。 香遗囊麝,花房绣被,归去意迟迟。

  九张机,一心长在百花枝,百花共作红堆被。 都将春色,藏头裹面,不怕睡多时。

  毛型织物——羊毛的长度大概在75毫米左右(不同品种相差比较大),在这个长度的纤维构成的纱线为毛型纱线(为了与毛纤维混纺,化纤要切...

  (B)梭织物:是由两条或两组以上的相互垂直纱线度角作经纬交织而成织物,纵向的纱线叫经纱,横向的纱线叫纬纱。(B)梭织物:因经纱与纬纱交织的地方有些弯曲,而且袛在垂直于织物平面的方向内弯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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